在医院、诊所和药店，人们最常见的几个字估计就是“悬壶济世”了，其用来赞誉医者的追求志向和高超的医术，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成语的来源跟一位叫费长房的驻马店人有关。
费长房是一名市场管理员，有天碰见市场上一位卖药的老翁，用一个大葫芦悬挂在杆头招徕生意，傍晚罢市，因费长房对岐黄之术一向有兴趣，便悄悄跟着这位鹤发童颜的老翁。待行至隐蔽处，突然，老翁将葫芦放到地上，纵深一跳到葫芦里去了，大家都没发现，只有躲在后边的费长房瞅见了。这个费长房知道自己遇见高人了，麻溜准备了酒食过来，比后来“程门立雪”的杨时还虔诚，要拜师学艺。老翁眼看这个小费心挺诚，就说你明儿再来吧。第二天，长房掂着礼品又来拜师，老翁便带着长房一起跳入葫芦中，嚯，那场景就像孙悟空到了天宫，眼见玉堂华丽，美酒佳肴应有尽有，两人海吃痛饮而归。
随后，老先生告诉长房自己是个神仙，因为犯点小错误被贬斥到凡间，要想跟着他混等会儿就跟他走。“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
很显然，这是个很套路的传说。 类似记载，还散见于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及一些古史杂说等，大概说的都是汉代某年某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有一天，一个神奇的老人来到这里，开了一个小中药铺，门前挂了一个药葫芦，里面盛了药丸，专治这种瘟疫。汝南(治今平舆北)人费长房得以与老翁结缘并跟其学医悟道，壶翁尽授其“悬壶济世”之术。
中国历史上，这类的故事不少，大多是将真人真事儿添枝加叶，附会些玄虚的桥段传播出去，以求最佳广告效应。这个费同志看来也是个文案高手，这故事编派得远比国酒茅台更玄幻美丽，其影响也更深远。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仍爱将行医称为悬壶，医生或诊所的贺词也大都是悬壶济世，而悬挂的那个葫芦更成了中医的标志。生活中，我们也常用“你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来诘问别人，其渊源也在于此。
葫芦在古代称作“壶”，《诗经?七月》中“八月断壶”，特指的就是盛药的葫芦，即“药葫芦”。药葫芦既是盛药的工具，又是行医、卖药的招幌；一则向世人表明“悬壶济世”的宏愿，二则取葫芦之经济实用，相比铁盒、陶罐、木箱等，其具有很强的密封性能，潮气不易进入，容易保持药物的干燥，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背着葫芦。而且，葫芦本身也可入药，能医治很多疾病。小小葫芦，凝聚着一代代医者的仁心，寄托着中华医术的精魂，传承着我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智慧。
以医技普度众生的孙思邈采药行医时就必挂一个药葫芦，像电视剧里的济公一样，但他的人生故事却远比前辈济公更励志，更值得我们敬仰。从18岁开始，孙思邈就四方行医治病，并精通道家典籍。孙思邈不愿在朝为官，隐居在太白山中数十年。他一方面研究医学著作，一方面学习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四处采集草药，研究新医药学，几年之后，医学达到了瓶颈期，孙思邈就下山行医，顺便研究民间的一些土方子，在实践当中，他用毕生所学写成了两部传世的大作。他觉得“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伤寒禁忌十五条，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循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还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医者，笃于情，一心赴救，视人犹己。这方面，药王孙思邈是标杆，清代名医“黄药师”黄元御亦堪称杏林楷模。黄元御出身于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家人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楣。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作出轰轰烈烈的功业。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三十岁时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药，致脾阳大亏，使其数年之内屡犯中虚，最后左眼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黄元御的仕进之路就此被断送。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一边苦读历代中医典籍，一边跟着名医学方，数年奋斗，终于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以求精进，后来医名大盛，老百姓将其与当时的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乾隆十五年，黄元御到北京游历，适逢乾隆帝得了怪病，一帮太医束手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赏赐和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黄元御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很大。在太医院的几年中，黄元御过得并不如意，繁庶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著书立说，为荒废了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著述中去。其实不仅孙思邈、黄元御特别重视著书立说，其他的名医也莫不如此，古人特别看重“立德、立功、立言”，以视为人生圆满，缺一则憾。这种传统直到现在也有，只是被很多人玩坏了，成了某些人沽名钓誉、专营投机的不二法门，成了某些期刊社日进斗金、大肆渔利的吸金利器，像孙、黄大医精诚，呕心沥血，以泽被后人的学术精神则成了稀缺品。
乾隆十八年，黄元御49岁，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还撰有《玉楸药解》八卷，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几近春丝吐尽，乾隆二十年初春，黄元御又焚膏继晷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共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同年完成《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黄元御不但精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先后著有《道德经解》《周易悬象》等书。乾隆二十二年，黄元御在行医、著述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第二年便溘然长逝，时年仅53岁。乾隆皇帝得知黄元御过世深感痛惜，亲书“仁道药济”四个字缅怀其一生的医术与医德。“仁道药济”意为“行仁道，以药济”，黄氏门生尊其为习医祖训。
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仅塑造了中医风骨，更是自古以来千千万万济世报国的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他们就是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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