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学并不发达，据说在夏商时代就有了医术，那年头可不时兴挂吊瓶，那时候的医术基本上就是巫蛊之术。嗯，也就是大夫由巫师兼职，巫师行医时往往先跳一曲动作很夸张的舞蹈，并假借上天或神灵的名义云云，然后施以魔法，基本上算是开药方，至于患者能否康复，那只能是阿弥陀佛了，哦，不，确切地说，那时候还没有佛祖，他还帮不上忙。
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扁鹊这样特别牛的医生（好像扁鹊的存在还有争议），行走列国，帮不少君王治好了病，才慢慢与那些跳大神的分道扬镳，并有了“士”的社会地位。从那时候开始，“医”与“士”在一些有志于报国平天下的仁人志士心头，成了排在前两位的职业选择，以至于有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上医医国”等成语传世。不过大家发现没，“良相”“医国”还是排在第一位，由此可见，考公务员，在那个时代也是妥妥的第一选择。不过，我们宁可相信，那个时代的士更“士”。
谈中医，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扁鹊同志，他不但以超凡的医术彪炳史册，还亲自为我们贡献了好几个成语，而且直到今天，扁鹊和由他衍生的成语还时常出现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这让我们不得不对他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做人如斯，夫复何求？
包括了不起的司马迁同志，也郑重其事地将扁鹊的逸事收入了《史记》，篇名为《扁鹊仓公列传》。文中，除了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位大名叫秦越人的扁鹊（他有时候在齐国行医，有时候在赵国行医，在赵国行医时名叫扁鹊）的诸多故事外，司马迁还记载了另一位名医淳于意，这是一位在膏药界造诣很深的大咖，不知道他算不算膏药行的祖师爷。
上过学的好像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糟糕透顶的事儿，就连秦始皇这么暴躁的领导，在发昏烧书的时候还是网开一面留下了两类书没有烧，一类是农书，另一类就是医书，可见他也认为医学是有用的，烧不得。不然的话，大疫大疾来袭，大家都得“挂”，病毒可不管你是三公六卿还是贩夫走卒。而且，越是皇帝越恋生，尤其喜服仙丹，要是没有了道士（那时候的医生）的药方，上哪儿长生久视、羽化成仙呢。
所以说，远古时代的巫师也好，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也好，乃至西汉初的仓公淳于意也好，他们都曾度过了属于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代，社会地位那是相当的高，其病号动辄是一国之君啥的。扁鹊大夫就曾因给齐桓公看病而名垂千古，这个经典病历也被传为千古佳话。关于他的诸多很雷很有料的故事，以及跟他有关的成语，读者朋友在后面还能读到。
时代总是在不停变化的，尤其是最上头的领导观念和思路一旦产生了变化，那可不得了，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的好恶就是指挥棒啊，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这不，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医术被视为方术技艺之类，这都是被儒家鄙视的，由此开始，医生的地位一落千丈。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家族有二百余人，不到十年就死了三分之一，他为了拯救家族立志行医，终有大成，被后世赞为“医圣”，可从“天之意在万世，不在一时也。仲景之后，名贤辈出，类皆不得志于时，闭门著书，以为传道之计”（《伤寒论》）可知，彼时的张医圣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是特别风光的一族。甚至连后来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都“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到了唐代，对医生的鄙视就更甚了，如果你原本是读书人又转行行医那就会更让人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宋代的朱熹就为唐代“药王”孙思邈叹息：“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我们今人不能怪韩愈、朱熹这些旧朝老同志食古不化，观念落伍，直到今天，医患关系紧张，不也出现不少视医生职业为险途的齿寒之事吗，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特别悲哀的事儿。2020年这次新冠病毒大疫来袭，最美逆行的白衣天使让人们在泪目之余，又一次明白他们才是生命健康的守护神。
到了宋代，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很多学医的读书人。估计这也跟当时宋朝皇帝多专业出身有关吧，一众皆比较宽和，有喜欢木工的，有喜欢书画的，也有对医学感兴趣的，如宋太祖赵匡胤就练得一手针灸的绝活，放到现在，混个“医师资格证”，so easy（太简单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虽然统治者是马背民族，可脑瓜并不糊涂。元代将职业分为十等，医生被列为第五等，并且享有免遭屠戮的优待，这真是让当时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扬眉吐气。而当时儒士才被列为第九等，这就让人“呵呵”了。
明清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兴盛，尤其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更加活跃，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明，医术也逐渐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名医和医学巨著。当时社会上有些医生本来就是读书人，也有的屡次科举不第或者自己和家人有病，迫不得已才当医生。比如著名的中医大师李时珍小时候就“幼苦臝疾”“三试于乡，不售”，才下定决心行医，并向父亲表示“终不悔”。中国科举史上少了一个进士，民间却多了一位在世华佗，幸莫大焉。
但整体上，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很低的，根本没法子跟那些混科场的士子相提并论。清代名医薛雪，其孙子给他题墓志铭居然“无一字提医”。还有一位“杏林大牛”叶天士也曾反复告诫子孙“非万不得已，千万别行医”。只有清代的袁枚等少数知识分子认为医生所从事的职业如神农尝百草那样神圣，乃至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所敬仰的鲁迅先生，曾早年学医，后来脱下白大褂，拿起了笔作为匕首，刺向万病丛生的旧世界。他曾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可见，社会上的病，远比人身上的病，更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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